我的受訪者不斷地提示我他把那些訊息藏在哪裡，我卻找不到它們。

就像我忘了童年一般，現在我受罪於他、那個被時間所間隔的自己。

我溝通的同時我怎麼可能紀錄，我想不透。如果做不到溝通，那麼紀錄者就不會是給予者，是不是紀錄就成為一種剝奪？我等價地交換了某種內心的負面感受嗎？

其實攝影機奪去的是拍攝者而非被拍者的靈魂吧？我的不安大概來自於此。同時，這揭露了一項恐怖的企圖，拍攝者想攝入被拍者的靈魂。

 

有時候我以為我活在隱喻裡，但往往我和隱喻兩者，只有一個能夠成立。不過，也幸好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