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巴薩被淘汰在歐冠聯賽場外，但我們的天才梅西在西甲賽事中復活，對皇馬(這是一場國家德比derby，仇恨值可見一班)演出帽子戲法，成為巴薩史上第六人。

 

 

影展又要來啦，也許另處的華人會這樣說、電影節要開始了，和我們一樣使用中文講華語的影迷們，在影展前夕的心情或許和我們有多重的相似。特貼來分享這虛幻的香氣。

 

 

我找不到電影節的LOGO，又特不想推那家服飾的標誌，於是它的連結，我直接用文字展列如下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做人要爭戲，我撐電影節! HKiFF，預埋你!

 

 

 

 

「最適合當生日禮物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？有人這天生日，我約了一起去看電影。電影裡頭有一首好聽的曲子，叫做『給好人的奏鳴曲』，它也是個生日禮物。還有一本書也叫做『給好人的奏鳴曲』，講的是一個一生爲了他人而活著的人。在兩個『給好人的奏鳴曲』之間，構成了這部電影。一本書為了作為生日禮物而誕生的時刻，也即那爲他人而存在者誕生之時刻，那麼，也許我想給的生日禮物，也有了那麼點意思。然後我們就一同進了戲院。」

 

從來，我們可以閉起眼睛不看，卻無法關了耳朵不聽，然後，竊聽，是唯一可以做決定的可能性。由審訊開場的電影《竊聽風暴》，從聽覺介入的角度，帶我們進入了道德的視角，也就是那可以不聽的耳朵，也就是那不可能存在，卻在暗處蠕動的耳朵。單由訊問拼湊成的事件殘缺不全，相對於整體事實(如果有的話)，極可能存在著許多空白或破口，那麼如果沒有視覺加入的聽覺呢？電影接下來，讓身為觀眾的我們，和身為竊聽者的Hauptmann Gerd Wiesler，在看和聽方面彼此建立作用，這裡涉入了另種道德意味，因為此處同時提出兩個問題，一，我們是(認同)竊聽者或是被竊聽者？二，站在哪裡是對的一方？「符合事件陳述的對錯」與「道德政治正確的對錯」兩個面向，在此我們都得一併考慮。很快地，觀眾由視覺獲得的觀影資訊，複雜化了那個對錯的判斷，在情感的元素加入之後，變得又更為複雜，可能我們和HGW的心在同一刻開始發酵，產生了認同被竊聽者和認同HGW，雙重認同的可能。認同是不可抗力的，這些被我們認同的對象，如女伶的魅艷、該首『給好人的奏鳴曲』、布雷希特的台詞、自殺統計，或是真相，一旦認同踏(進)入了某種「錯」路上頭，可無法輕易回頭。

 

電影敘事在此入加入了一個絕妙的辨證，一個假的偷渡。這偷渡作用了，不僅對身為竊聽者的HGW，也對身為觀眾的我們，原來電影的要講說的，遂從一位劇作家，變焦為一個偷聽監視的人。至此，關於那位劇作家導演的故事，似乎成了一本劇作，我們跟那位無名小卒一起閱讀著，他聽，我們看。如果我們沒有忘了，開場的審訊是一堂教學的話，我們不禁要問，這堂課要教的是什麼？影響HGW判斷的恐怕是電影一開始的幾個HGW觀看的鏡頭。首先電影讓我們看見女伶舞台上的演出，HGW用望遠鏡觀看女伶，可以說那是一個迷咒，HGW曖昧地在此迷戀上女伶，後來帶出了她與劇作家導演的關係，也帶出自己和她的關係(酒吧的相遇他以影迷、終場審問時他以HGW、車禍時他以好人為身分)，這是監聽的開始，當HGW開始跟監劇作家導演，觀察裝竊聽機的時間，他發現了女伶與部長的關係，這是一個認同的變化，以致於後來他決定將此一事實揭發在劇作家導演的面前，但這個的揭發卻也深深影響了他自己，他的招妓與偷書(布雷希特的作品)說明了他的苦悶難耐與掙扎，老劇作家自殺的消息加速了這個效應的催化，HGW在監聽耳機裡，第一次聽了劇作家導演彈的曲子，這首『給好人的奏鳴曲』讓他留下眼淚(這是一個禮物，但一直到終場我們才知道)。而當HGW決定出現在酒吧現場，影響女伶的赴部長的約會時，女伶在對話中，將他命名為好人，加上之後掛上與邊境警察的電話，他決定隱埋事實之後，他好人之路，已無法回頭。他也曾在劇作家導演咒罵國安局無能時，準備將當天偷渡文稿到西德的報告呈給上司，最後一刻他卻緊握在手中並未交出，甚至因此編出理由，取消全天候對劇作家導演的監聽。

 

我們在觀察此處秘密與偷竊。秘密一向關於權力運作，而偷竊則與身分的置換息息相關。電影中沒有一個角色獲得全知，於是乎秘密就成了權力運作的通路，我說的權力非指政治專權，這似乎可以顯而不論，我只的是做與不做的權力。舉例來說，鄰居老太得知安裝竊聽系統的秘密，他就擁有做(說)與不做(不說)的決定權，當他幫繫禮物領帶與劇作家導演約定好不說這個秘密時，其實他心中已經藏有另一個秘密。而女伶與部長的關係、服用禁藥，或是劇作家導演先前隱埋打字機，未告知女伶，都是秘密。這些秘密影響整部電影的節奏與劇情的發展，更預視我們觀影時的道德判斷。

 

關於偷竊，我們可以舉出兩件，茲以對照身分置換，甚至認同問題。其一是布雷希特的作品。當HGW躺下讀起布雷希特的文字時，我們可以感同身受HGW的焦慮，一方面他要女伶，他認同她，一方面他開始認同劇作家導演，他想成為他，再一方面，他還是他自己。當上方那些藍天中的白雲飄過，當他在電梯中遇見那男孩與皮球，這本偷來的書，已將他轉換到一個好人的位置上，這位處於女伶、劇作家與真正自己三難中的地理位置。而書，我們到最後會明白它的意義。其二，打字機偷來了，它免掉了劇作家導演的罪(東德政治正確與否、責怪女伶的罪)，免掉了女伶的罪(背叛、說謊)，卻造成一場死亡(這是自殺、亦是一件政治案件的終結)，和自己的罪，這罪表面上他被降職打入信件監察工卒，但實質上卻完成了一本自己人生的著作。某個角度來說他寫了自己的自傳，用那台偷來的打字機，本用於定罪的打字機、用於定罪的自己和監聽工作。

 

至此，我們看看這個禮物，正好我想起德希達的口吻「禮物所給予的，往往是那我們無法給出的」。而那由老劇作家來的生日禮物曲譜、劇作家導演的小說、HGW自己、『給好人的奏鳴曲』、布雷希特的《四川好人》，還有我們進場去看的那場電影《竊聽風暴》，開始有了關係。這就是給妳最好的生日禮物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