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緊緊扣問向存在，一切將會顯得極端無聊，酒消失了，所以放棄吧。

假如把Sabu的影片拿來與山下敦弘的賴皮三曲作參照，將會發現速度一詞在人類的存在裡，不過是個觀察點，或快或慢，揭示了不同樣貌卻同樣荒謬的本質。似乎可以說Sabu的影片像是在奔跑、疾走，山下卻是漫步、閒蕩的，我們會發現Sabu的電影裡都有個折反點、角色因之有經歷有成長，山下的電影卻沒有出口、人物亦毫無目的以及轉變可言。一個就像「回、來」，一個有如「出、去」。山下的電影猶如從破了洞的口袋掉落出的日常雜碎，那些由於阻礙道出的存有荒境，從再無前行理由的境遇、再無聊賴的對白，因為一個接一個的退縮和停滯，遂摺皺遂堆砌而成無賴之人。

《賴皮之宿》從一個車站兩個人出發，發生一些事，事從未了不起，遇到枚女孩，可從來戀人未滿。他們走著晃著，靜止的時候，觀眾擁有足夠的時間露出笑容，這笑不是開心，不是嘲笑，而在兩者間，我們認識了那些漏了餡的遺落下來的存在。山下不說大議題，不說教，在年輕遊蕩者身上印記的絕非失戀喪志云云的疤痕，而片中小村人家所展示的也不僅是戰後日本社會一類的困境，所以主角們行經之跛徑，就非關乎巨觀的人生業障，是一般般人類普遍存在的細微質地，就像皮膚，像一呼一吸間氧氣自然地入出交替，所以他們的漫游，始終沒有到達終點。若是純粹地陳列死亡毫無意義，同時也是在說旅程等於沒有終點。

也許尷尬一詞可以這麼解釋，尷尬就是某某靠近到沒有距離，或是某某與我相似到不行。山下使我們發笑的正是如此，我們從這些情境裡，發現自己一點點，再從情境裡離開一點點，當觀影時間經過，影片中靜止的時間就隨著此種效應展開，我們用笑來抗拒著，某某成為我們，甚至是我們。然而我們就此跳開了嗎？山下不追問，於是身為觀眾的我們有了理由暗自不答。是笑而不答。《賴皮之宿》建構角色的方式，跟上述的道理非常相似，先現出角色的臉皮給看，隨後一波波地拉扯，於是我們見到一張張充斥著皺摺的臉，我們看到表皮，款款皺摺間挾有陰影，那即是深度，沒有再深的了。有時山下角色也令人想起布列松式的掏空心理狀態，對於角色有時我們不知其所思，卻往往位於所思之中。

山下營造出一種不需要解套的困境，可說困境自身的成立就是一種解決方法，如此看來我們好像一開始便被丟棄在影片的困境曠野裡，曠野一望無垠，最悲慘的卻不是走不出無盡的曠野，而是持續地走卻一點兒不想離開。《賴皮之宿》的深刻是無法言說無法轉述的，即便說出，亦未能說至深刻，這是很奇妙的一點，也正好道出電影表意的獨特性。兩位主角在電影裡各自聊起了對方的電影創作，沒有交集，沒有共識，於是共享在這裡顯得無能，共享從來不會是了解對方，他者永遠是個秘密，我們擁有的只是一起經歷的那些。敦子的出現是個謎，謎一樣的少女，在雪地裡行走，雪地的盡頭是海，從來不知道她是誰，和她相遇了，她要離開的時候就會離開了。山下抽去了角色的深層動機，但不致讓角色淪為全然無奈的情境，對於眼下的境遇角色通常只是驚嘆，然後看著這些已然發生的荒謬，越來越遠、越淡，成為人生背景的組成部分。山下讓觀眾在第一時間與角色同時接下那些荒謬的遭遇，山下接著會給一個遠一點的鏡位，給觀眾多一點的距離來看著事件的發生，對於只是荒謬卻不到危險的事件，這距離帶來一種放大的知覺感受，一切變得十分好笑，我們笑那種無謂，在這裡我們跟角色一樣地無能，並未擁有足夠的動機想去改變事實，即使角色做與不做了什麼，我們遺棄不了他們，因為導演並沒有給出關於他們內心的任何深刻動機。角色無所愛，無所恨，有的只是沒有悲哀的悲哀，對於日常倒楣的瑣事，怎麼使用咆哮一詞呢？就連失敗也得搭配上有所努力的過程啊，山下的故事裡說的不是人生的失敗，說的是人生。

於是《賴皮之宿》在結局的時候，爲我們留下了一條海邊小徑，小徑通向無人的大海，角色們前後平行經過，鏡頭就留在那裡，人走了，出鏡了，眼前的景色與他們無關，他們繼續晃遊去了，那我們呢？我們找到出口了嗎？關於人生，我們決定如何走下去呀。